苦笑录(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) 第四章 三月二十之变(中山舰事变)
30代史料编刊社出版
一九八一年四月印刷
出版说明
一九三九年，陈公博在香港写成《苦笑录》一书。其时，汪精卫正筹组汉奸政权“南京政府”。随后，陈公博即参与“南京政府”。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汪精卫死后，任“南京政府”代主席。 在《苦笑录》一书中，陈公博回忆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经历，记述国民党内部派系活动，国民党政府的内政、外交。
本书写成后，陈公博家属将原稿赠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封存，最近始由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。本社现翻印供内部参考。
目录
自序
卷头的预白
第四章 三月二十之变
第六章 宁汉合作与特别委员会
第七章 广州驱李之役
第八章 《革命评论》时代
第九章 护党救国军
第十章 北平扩大会议
第十一章 广州非常会议
第十二章 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
第十三章 长城古北口之战
第十四章 福建人民政府
第十五章 汪先生的被刺
第十六章 陈伯南先生下野
第十七章 西安事变
第四章 三月二十之变
有名的三月二十之变，也和西安事变一样，同是一个难解之谜。不过三月二十之变，其难解是在原因，而西安事变，其难解是在结果。我听说蒋先生曾在他的日记略述三月二十之变的来由，不过截至我写这篇记载为止，蒋先生还没有将他的日记公布，他的记载只是一种非卖品，专用以为对于他的部属宣传，我始终没有读过。只是有一次汪夫人陈璧君对我说过，她一日无意中在汤山俱乐部见过一次，我问她怎样说法，她笑一下说：“还不是说那次因为汪先生要杀他吗？”
事变的时候，我住在广州的东山，那个地区是在广州中比任何地方为幽静的，蒋先生的住宅离我不远，而在沿河的地域，住满了俄国顾问团。三月二十的早晨，大概还没有到六点钟，我还睡在床上，站在门口的卫兵直入我的卧室报告，说东山地区全部已戒严，许多军队把俄国顾问的住宅包围起，我心内狐疑这是什么一回事，说解决不稳的军队吗?当然我会预早得通告。说是一种政变吗?自然我的住宅也会包围，因为我那时总是被目为左派，而又为当政人们的一个比较重要角色，我穿好衣服之后，打一个电话到国民政府，问那里有什么人，国民政府的副官回答；现在还早．不到办公时间，还没有人到办公室。我问那副官有没有军队包围国民政府．副官在电话回答说是没有。我再摇一个电话到西华二巷汪先生家中，无论军用电话或普通电话都一样的没有声息。我想或者是有事了，还赶快盥洗，穿上军服，吩咐汽车夫直驶汪公馆。我出到东山马路铁路的旁边，看见戒严的军队都是第一军，更见陈继承团长带了上兵在那里警戒．我知道问陈继承是问不出什么原因的，但因为士兵都属于第一军，心里但放下一个重担，知道并不会有什么政变，因为当时第一军都叫做党军，广州无论朝野都以为最靠得住无过于第一军的军队，那里会有党军叛变党的呢？
我到汪公馆门首．倒看不出什么异样，汪先生早在十九日请假不到国府办公，我是知道的。因为我最后见汪先生是在十八夜，那天江先生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资格，在省政府的洋花厅宴请各军政治部主任，是夜参加宴会的有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，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，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，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李朗如，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，至于第四军的政治部人选还未任命，所以没有人参加．我是全部军队的政治训练部主任，自然是一个半主人的陪客。席间汪先生对我说．“今日不知为什么，在黄埔军校演讲时，有些头晕，现在还是昏昏邓邓的，大概老毛病又要复发了。”，我说汪先生太辛苦了，应该休息一下罢，汪先生笑一下说：
“那能够，我说给你们一段故事。有一次监狱里头有一个囚犯患了病，狱医来看过之后说：‘最好你迁地疗养一下。’话是好听的，你想一个囚犯怎能可以自由地搬到别处疗养？我现在就是十足那个囚犯．”
汪先生拿出这个譬喻来，大家都笑了。然而十九日下午我在国民政府已见不到汪先生，我问起秘书长陈树人先生，才知道汪先生因病请假。我问陈先生说：“昨夜汪先生还不愿请假的，怎么今天倒不来?。”陈先生笑说：“大概汪先生的病给汪夫人发觉了，汪夫人一发觉，那肯让汪先生来办公。”
我到汪先生楼上，江先生倒不在卧室，而睡在楼上厅中一张帆布床．面色苍白，显然病很沉重。汪夫人见我来，问我有什么要事，而曾仲鸣夫人方君璧正在调药递给汪先生。
“外间戒严，汪先生知道吗?俄国顾问的公馆也被包围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?”我匆促的问。
“我完全不知道，正在有人来报告，我还在怀疑。”汪先生这样不大经意的答。
“我刚才打电话到这里，连电话也不通了。”我追究电话不通的原因。
“那是璧君因我病，怕电话嘈闹，故意把听筒搁起的．’汪先生在解释。
我正在祥述东山戒严的状况，谭组安和朱益之都到了。据他们的报告：说蒋介石找他们，托他们转呈一信给汪先生，我们看那封信，是蒋先生的亲笔，大意说共产党意图谋乱，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，请求主席原谅等语．谭组安先生并说蒋先生已占丁东门外造币厂的旧址做司令部，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已扣起来．至于第一军的党代表无论是否共产党已于昨日下午全体免职，概行看管。
”我是国府主席．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，介石这样举动，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．这不是造反吗?”汪先生很愤慨的坐起来，禁不住一阵头晕又倒在床上。
“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，这人在我们看来，平常就有神经病的．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，问问他想什么和耍什么再说。”组安和益之两人同时这样献议。
到底蒋先生当时怎样企图，实在大家都不造．说反对抂先生吗？当日汪蒋的交谊特别厚，谁也知道。说反对共产党吗?蒋先生最近的演讲还企图消灭黄埔校内共产和反共产的斗争。这件事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．除了接受谭朱两人的提议以外．实无其他办法。
“我也和你们一齐去造币厂。”汪先生立起来，抓着一件长褂穿上，可是穿上一半又晕倒在床上。
“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。”汪夫人很焦急的劝阻。
“好，等你们回来再说罢，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，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。”汪先生重复睡下．汪先生从来不肯说这种自负的话，大约当日真是气极。
“我们是去了．但会不会给介石扣留，实不可必。现在更没有别人，我们想托公博先生通知鲁咏盒和黄蘅秋．吩咐军队准备，以备万一之变．”谭朱两先生也露了忧虑，对我这样嘱托。
“两位只管放心去，通知两方军队的责任都在我的身上．”我义不容辞的答应。
组安和益之刚离汪公馆，宋于文和李任潮两先生又接踵而来。那时汪先生已不能多说话，只由我草草告诉他们经过．
“我也想到造币厂看看。”子文先生说。
“你去不得，过去对于财政，介石对你很不满意的。”汪先生劝止了宋子文。
“任潮先生，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?”汪先生向着任潮征询意见。
“今日哪里有办法?不只电话电报给介石派人守住了。连铁路和轮渡的码头他也派人守住了．现在谁也不能离开广州半步．离开是有危险而于事无补的。”李任潮还是很安详，露出素来慢吞吞的神气。
我因为要通知第二第三军的军部，不等两人谈毕，便马上动身．那时鲁咏盘是第二军的副军长，黄蘅秋是第三军的参谋长。我到高第街第二军部通知了鲁咏盒，到大沙头第三军部通知了黄蘅秋。据他们说．命令是不能由电报发出的，只有派人送去，不过他们的军队都远在北江．第三军最近的驻扎地也在新街。我们商量了半天，如果谭朱被扣便立刻动员，如果他们能够回来，便勒兵以俟后命。我通知了两人之后，便又回到汪公馆，报告了汪先生，更自告奋勇，看守国府的大本营，遇有政治的紧急处置，我打算便宜行事。
到了国府之后，陈树人先生已来，我略述早上的经过，又打个电话到家里把我的铺盖送到国府，预备在那里住宿。陈先生倒若行所无事，不大感觉重要，他是一位画家而兼诗人，他看事的轻松就等于辑逸的诗画。他以为局面是不要紧的，介石是不会反汪的，他看政治的内容，跳不出他绘画素描的简括。
下午的形势已和缓多了，我再到汪公馆，知谭朱两人已经回来，只说介石要限制共产党，其余则得不到什么要领．只是反对共产党和限制他们的活动那就容易办了，那时国民党人心目之中，不论其为左派或右派，无不想限制共产党的活动。但立刻分共，抑或给予他们活动上一种限制，种种细目上的商榷，只好偏劳奔走的谭组安和朱益之去办，我既无事可干，只牢守着国民政府。
约摸在三点钟左右，周思来和邓择生都来了国府，周恩来不承认共产党有谋叛事实，惟对于国共的冲突．也希望得到一个和平调停的办法．周恩来是露了脸的共产党人，自然对我谈话采取让步的语调。周恩来去后，邓择生便掀开他的理论话匣子了。
“公博，你看国民党的寿命到底有多久?”他挺起胸脯，象对学生发问酌神气，因为他是一个军人而又是黄埔军校现任的教育长。
“你怎样观察？”我冷静的反问他一句。
“我看国民党只是一个清道夫罢了。国民革命完成之后，必来一个共产革命。我以为国民革命完成之时，就是国民党寿终正寝之日，我们仿佛是一个清道夫，扫除道路让共产党去走。”邓择生去了一次德国．似乎已经熟读柯茨基的国民革命论，和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宣传品。
“算了罢，择生，我总不以你的理论为然．我看马克斯的理论仅象英国亚丹斯密的《原富》和亚尔萨斯(按：应作马尔萨斯，原名是T．R，Malthus。)的《人口论》，在著书的当时未尝没有他的时代价值，但时代一过，理论便暴露了它的错误，你怎样可以奉为圣经?而且就照着共产宣言，要大资本吸收小资本，中等阶级消灭之后，才形成有产和无产两个壁垒斗争．这种事实，不独中国难于实现。就是欧洲各国的中等阶级天天还在那里增长．我只有在理论上见到阶级斗争，而在事实上难于发现它清楚出分野。”我也以我的理论来反驳。
“你这样连俄国的共产革命的事实也否认了，是不是?”择生很象握着胜利之环。
“那么你以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照着共产宣言所说，资产阶级自掘坟墓吗?”我也拿事实来反抗。
“那是俄国的特殊情形．’择生还分辩。
“这样中国就没有特殊情形吗?如果我们真照着民生主义去干，我以为终可于国民革命之中，达到完成社会主义的目的，”我抓着邓择生所谓特殊情形的弱点。
我们辩论了许久，终归是两个人面对面的口头斗争。我们知道两个人口头辩难是时常得不到结论的，何况两人都带点主观，结果我们又把理论斗争停止下来，面谈到三月二十之变怎样去收拾。
二十一那天整天往返磋商善后的细目．我因为自己也有自己的事，例如党代表是归我管辖的，经这次事变，这种制度就根本发生问题．我整日都焦心于筹划维持现有的制度，至于怎样去限制共产党，我也懒得去管。而且也不需要我去管。
二十二早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了，这次会议，因为汪先生不能起床的缘故，所以开在汪先生家中．开会之时．汪先生依旧睡在床上，我们环着床来讨论。那时蒋先生也来了，他本来平时就不大说话，那天更少说话，似乎有点倔强．也似乎有点愧怍。那次的讨论也简单，第一是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办法．第二请俄国召回军事总顾问基散加．这位基先生是在加伦将军走后才来的，听说有点跋扈．而和蒋先生时时意见相左。末后更讨论到怎样停止省港大罢工，指定陈友仁，宋子文和我三个人作国府的代表，相机和香港政府交涉．此事末后我因参加北伐，始终没有和香港方面接过头，其后以“革命的退却”为名，草草结束了罢工，我因那时在汉口，其中经过，我不大明白。
经过这次会议，我们以为三月二十之事可以告一个段落，谁知二十三日我去找汪先生，据说他己不见客，过了几天，听说他已不在西华二巷居住了。自此之后，我更不知汪先生的消息，有些人说他已离开广州，有些人说他还在西关养病．后来许久才知道他离广州之时，还和胡屣堂先生同船，这一段离奇的经过，我也想补叙一下。
为什么有三月二十之变，我们还蒙在鼓里。而上海各地的所谓右派已盛传此事专为驱汪。因此胡先生不久遂从莫斯科赶回，希望重新把握着政治，然而那时鲍罗庭也回来了。据说他以前离开广州的原因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控告他太妥洽和不革命，所以莫斯科调他回国而代以基散加，现在基散加碰了钉子．莫斯科又急命鲍罗庭和加伦赶速回粤。我不知基于什么条件之下，蒋先生又和共产党妥洽了，据说是俄国协济军械的结果，所以蒋先生又暂时缓和，我因没有参加其中秘密，只好存疑不述。胡先生初回时候很起劲，不过因为情形很隔膜，态度也有点犹疑，他在莫斯科时候，曾经提议过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，回粤时候又在那里观望。
有一天黄昏时候，约摸是七点钟，那是五月底或六月初我已经忘记．甘乃光先生跑至我家里说鲍罗庭请他约我至白云山相会。
“他约我什么事? 太夜了，明日再说罢．”我说 。
鲍罗庭说蒋介石和谭组安都已去了，大约有什么重要问题要商议罢，”甘先生这样敦促我。
“白云山上有床睡吗?” “据说蒋先生常在能仁寺住宿的，你怕没有床?” 。
我想真有什么紧急会议，我既是中政会的列席委员，不能不到。我连夜饭都不及食便和甘乃光同行。那时广州至白云山的公路仅通至沙河．上能仁寺还得穿过很长的田野，和上一段很峭的山壁。我们赶上能仁寺已经十点钟了．身体也乏极了．等到我们摸人寺内，只听说鲍罗庭已到，他也睡了，他知道我们到达，起床招呼我们，我问他怎么不见蒋谭两先生，他说他们明早准赶到。
我们先食夜饭再说罢。可是只有罐头食品和面包，我很懊悔不食了夜饭才来，更懊悔为什么不明早和组安一起到．不过那夜确是清静极了，加上天气是初热，山风微微的从丛水吹来．我和甘先生跑出山门逛一阵，领略些清气，说些笑话，各自归寝。
早上我们都在山前散步，远远见着组安先生穿件短衣从石磴一步步走来，随从的人们揽着他的长褂跟着．组安先生身体很胖，兼且有点心脏病，走路时徽微喘气，我看他确乏了．大约他把轿搁在山下，高兴步行逛逛山，我期待他，更期待他提出重要的议案．午前十一时便食中饭，大家围着桌子说笑话，聊天。蒋先生是始终不来，等到三点钟，太阳渐渐移向山西的树杪，组安先生便提议下山了。我问组安：“今天不是有会议吗?”没有没有，只是蒋先生约我们游山。”呵．原来如此！我打算再过一个清静的夜才走。”我那时反不愿下山。不要停留了，明天或者更有事呢．”组安催促我。
这一次游山清兴本来很潇洒自在的，然而已惊动了胡先生．原来我们上山之时，已有人暗中报告胡先生，说鲍罗庭和蒋谭诸人在白云山密开会议，或者再有政变。胡先生得到这个惊人消息，遂于我们下山之日匆匆附船至香港，恰巧那日汪先生也真个离开广州赴港，转轮出洋，两个人虽是同船，恰未相见。这个消息后来许久我们才知道，大家都引为奇谈．三月二十之变据我目击的仅是如此，然而真相到底怎样．我还和其他人一样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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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先生是走了，但走往那里是吗有人知道，各人皆似失了一个重心，同时各人也感觉微微的失望。其时广西的李德邻、白健生、黄季宽已把广西统一而隶属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，湖南的唐盂潇不但派了刘尘苏来接头，而且更派了他的夫人来粤以报国府派去的白健生和陈真如之聘．恰于国民政府平定东江南路之时，湘粤来归之曰，而汪先生离去广州，各人皆认定是中国革命前途的损失，由是反蒋空气也潜伏于每一个军事和政治的单位。
但三月二十之变究竟是什么一回事?慢慢的各方面传闻又得了些不明真相的真相。据说是中山舰长李之龙谋叛．打算于三月二十攻击黄埔，由欧阳格告密，于是蒋先生才派欧阳格占领中山舰，并且捕去李之龙．但李之龙是在三月二十日晨光熹微的时候在他寓所捕去的，如果他是攻黄埔，他为什么不在舰上?中山舰的确泊在黄埔军校面前两三日，但十九日已奉蒋先生的命令调归驻泊省河，如果中山舰要攻黄埔．为什么又很服从命令而离开黄埔?这个真是闷葫芦，然而欧阳格是三月廿日的祸首，谁都认定了。蒋先生和鲍罗庭妥洽之后，首先便囚了欧阳格，再又囚了广州的公安局长吴铁城，接连又迫走广州市长伍梯云，并且限他即日离粤，而以孙哲生兼任广州市长．蒋先生这样办，据说是惩办三月二十的首要，而囚吴逐伍，据说他们要破坏省港罢工。那时广州的政治真是扑朔迷离，翻云覆雨，很像夏天的天气，忽而迅雷骤南．忽而苦热骄阳。
有一天蒋先生更派邓择生来见我，说要组织一个左派的核心，因为一面要防备右派，一面要限制共党，因此不能不有一个坚强的组织．这个组织包含十二个人，那是蒋先生自己．谭组安、朱益之、何香凝、邓择生、陈果夫、邵力子和我，至其他各人我已忘记了。这个组织很短命，只在何香凝家内开过一次会。这次开会，可以算是第一次会，也可以算是最后一次会，以后便无声无臭的夭折了。这次开会也不过随便谈谈，没有章程，没有纲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组织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不要这个组织。
不久又有人传说张静江先生是这次事变的核心，据我所知张静江是于三月二十之后才到广州的，但有人说他早于三月二十之前到粤，只是躲着，到三月二十之后才露脸．那时广州真变了一个神秘的魔窟，很象阴谋诡计都充满四周，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隐秘。
张先生是不是这次政变的核心是一个神秘之谜，我无由了解，而且我也不希望去了解，但一天鲍罗庭特别约我淡话了。鲍罗庭的为人，我还找不出适当的批评，我只略述他对于政治会议的运用技术。当时反对共产党的都骂鲍罗庭把持政治委员会，依我于情的论断．与其说他是把持，不如说他是运用。他的技术是这样，他对于小事的通过或提议，不大过问，但对于大事，则绝不含糊，尤其对于他自己的建议，他在事前没有疏通好，绝不会提出．他定好了建议的节目，必找逐一个的政治委员恳谈，待大家都赞成了，他方才提出。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很客气而且最重感情的，经过面对面的恳谈，很少不会同意．而且鲍罗庭更有背景，军械和经济的接济，都要靠他打电赞成，自然所谓军械和经济的协助是微乎其微，但以广州当日的困苦处境，有人雪中送炭，自然茶也当酒。如果你不大同意的话，他必然说某人也赞成了，某人也赞成了，那么许你是顶倔强的人，也不得不慎重考虑，最低限度减了强硬的反对。他利用这个方法，慢慢变了凡是鲍先生的提议，无不通过．故凡鲍先生一开口，都象有充足的理由。或者你心里有了怀疑，可是既然已有某某人事前赞成．那何必再作无谓的反对．那天鲍罗庭特别约我谈话，我想又有极大的文章了。
我到鲍公馆，在坐只有他的翻译张春木一人。张春木的名字唤做张太雷，是一个共产党中央的执委而兼负广州责任的．我和鲍罗庭谈话．本来用不着翻译，今天他特别在座。我知道或者有什么事而需要他帮腔。
“汪先生走了，国民党中央执委已失重心，陈先生以为是不是应当在执行委员会内设一个主席?”鲍罗庭拿着小调羹正搅茶内的糖块，那时正在下午，我们是在用下午茶的时候。
“汪先生也会归来的，而且执行委员会设一个主席，总章无此规定．如果要设主席．根本非修改总章不行，难道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半年多，我们又开第三次代表大会，或临时代表大会吗?”我很质直提出了我的疑问。
“这个主席是临时的，章程可以待汪先生归来再修改。你知在革命期间，我们只有看革命的需要与不需要，而不应守着呆板的总章。”鲍罗庭竟以革命的需要压迫我。
“好，就算是革命的需要，但谁来当这个主席呢?胡先生是不愿回来的，谭先生恐不肯干，即干也恐领导不起．蒋先生罢，他的年龄和资格都有问题，而且新经三月二十的乱子，恐怕不能餍人望。”我耐着性子向他分析。
“我想主席最好是张静江先生。”鲍罗庭这时笑起来．又似嘲谑，又似严肃。
“什么？你提出张静江先生．张先生是一个跛子，怎样能领导?纵使他真能干，只是一个监察委员．你想一个监察委员怎么可以来当一个执行委员会的主席？”我以为鲍罗庭是在开玩笑了。
“我不是和你开玩笑，张先生是孙先生的老友，我记得孙先生在北京病危时，张先生一个四肢瘫痪的人，闻得这个消息，连扒带跌跑上北京，孙先生一见他便哭了．”鲍罗庭那时不更嘲谑而更严肃。
‘张先生难道凭这一哭就可以取得执会主席的资格了吗?’我那时已怀疑到这种计划或者已经早已成熟。
“但除张静江以外，再没有第二个人。陈先生你赞成了吧，蒋介石已赞成了，谭延闽也已赞成了．”鲍罗庭似乎已经告诉我那天谈话的结论。
“蒋先生不独赞成，据我所知还是提议的一人呢。”张春木那时插科的加上一句。
但我依旧反对，然而我毕竟是中政会的列席委员，用不着我赞成，而反对也无效。“我只听着大众意见便了。”
过了两天，张先生的主席算是由鲍罗庭建议，他照例先说一番理论．陈述革命的需耍。那事本已接头好的，开会不过是一个形式，自然大家无话，草草通过，只不过苦了张先生，因此便成了众怨之府，种下了后来种种恶因，宁汉分裂之时。也拿着张先生敝一个口实。而张先生自己呢，也有些不善于自处，每次开会，每有问题．都不大讨论，他自以为是的都通过，自以为不是的总搁起。每一个议案，他老人家坐在主席位上，口内念念有词的读了一遍；便说这案通过，旁边的秘书长叶楚抢先生便执笔写“通过”两字．张先生的眼睛固然不明，声音又特别低哑，我们连案由都没有听清，那案已经通过或不通过了。当时我便打个譬喻，好象广东人听梅兰芳，虽然手上捧着一张剧词，但他唱到那里，实在无从追索．只有人家叫好．自己也随着点头而已。
这样三月二十之事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谁也要问，谁也不明白。一天我和组安先生谈到这个问题，组安先生喟然叹道：“什么共产党，这是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。”我问这话怎讲，组安先生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吗?大概介石不满汪夫人，因而连带反对汪先生。你知道吗?江先生和介石还是拜把兄弟呢。”我吓了一跳，什么时候他们拜起把来，什么时候他们又由把兄弟而结成仇怨；我再问组安．他的话匣子开了．“我看汪先生和介石一定有问题，外面只管要好．我倒看出他们有些冲突．有一次国民政府宴客，席刚散后，有一个副官来回说介石有电话给汪先生，汪先生忽然露出不大愿意的神气，说：‘我不接．说完这话，他便离开国府了。你知道他们是把兄弟吗?自东江平定之后。介石便送了一个帖给汪先生．不过陈璧君是顶反对这套的，汪先生勘不过江夫人，只好唯唯诺诺。一天汪先生写一封信给介石，开头写着‘介弟’两个字，给夫人发觉了，她大发雷霆的骂汪先生说：‘你愿意做他把兄，可是我不愿意做他的把嫂。’汪先生不得已撕了那封信重写，当着璧君面前此后不敢再写介弟，或者他们两个人的冲突，就因为璧君罢。”
谭先生更叹口气：‘本来璧君也太难了．谁也要受她的气。不过一次我算是报复了。我和汪先生住在上海时候，无事时便饮酒，时常挨她痛骂．说我教坏汪先生．有一次我们出门乘了一只船游地方，壁君在船上对我说：‘谭先生，你死了太太许久，怎么多年还不续弦呢?’我说：‘我太太在生未干涉我饮酒，好容易才得她死去，没人干涉，难道我再要娶一个来干涉我饮酒吗?”谭先生说完这句话，依然还带着胜利的神气，把眼睛张一张又微笑了。
从各方面的零碎消息归纳起来，似乎汪蒋之间真有问题，直至十五年八月围攻武昌的时候，蒋先生才亲口对我告诉三月二十的真相。
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我们从湖南的平江开始攻击．一路势如破竹，夺取汀泗桥，贺胜桥，至七月三十日遂直迫武昌城下。关于军事方面．找另有一段《军中砾记》叙述．现非本文，不再复记。我们经过八月一日和五日的扒城，没有奏效，而唐盂潇部下的何键和夏斗寅已由嘉鱼渡河攻下了汉口。我奉蒋先生的命令办理湖北财政，准备愉过武昌城渡江．似乎更没有什么事要请示．我不准备见蒋先生．当天下午我已经预备一切，要在夜饭后出发。
“公博，你去见见蒋先生罢。他今夜要起程往江西了．”邓择生气喘喘的跑入南湖学校我的房间，那时南湖学校是攻城的总司令部，唐孟潇，李德邻、邓择生和我都住在那里。
“没有事．我不去了。因为去了恐来不及出发过江，”我闲闲地答着。
“蒋先生刚才告诉我，汪先生要杀他，他对陈真如也这样说过了．你去见见他，或者他还有什么要对你说。择生这样催促我，带着半神秘半怀疑的神色。
这样消息太使我惊诧，我为好奇之念所驱使，遂立刻起程去李家桥。那时攻城的总司令部设在鲇鱼套的南湖学校．而蒋先生则住在离南湖十多里路的李家桥火车上，以避武昌蛇山上的北军炮火直接威胁．由南湖至李家桥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是早路．跟着铁路的路轨，这是很暴露．常受蛇山的炮火攻袭的。一条是水路，可用小船撂去．但很弯曲，所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。我为急于见蒋先生的面，只有选择旱路．然而铁轨是那样暴露，我既不好乘轿．更不好骑马．只有沿着铁路步走去。
到李家桥时，太阳已经斜抹在山西，蒋先生所乘的火车，顶上也铺满警卫团的士兵．显然正待出发的模样。我上车之后，蒋先生招待我坐，招待我喝茶，我照例报告今夜要渡江过汉口，及请示有无其他命令。
“公博先生，后方有许多人要请汪先生回国，你知道吗?。蒋先生淡完公事之后，突然向我发问 。
“我没有听见。”其实我真没有听过后方有这样消息，我自从六月出发之后，我总没有和广东后方通过消息．据我所知的迎汪空气，前方将领倒有这个酝酿。
‘汪先生真要回来，你以为怎样?。蒋先生又追一句。
“汪先生回来，如果于革命有益的，自然赞成他回来．倘于革命没有什么利益，暂时住在国外也好．”我想只有这样答他，因为从邓择生告诉我的说话分析，我不便表示我的真意见。
“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，不能有两个领袖。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，我便走开。如果大家要我不走，汪先生便不能回来。”蒋先生这时的脸沉下来．态度也有点异样。
“到底蒋先生和汪先生有什么过不去呢?我不很明白。”我终于直捷的问。
“汪先生要谋害我，你不知道吗?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，是军事委员会主席，他对我不满意，免我职好了，杀我也好了，不应该用阴谋害我。”蒋先生很愤愤的说．
“他怎样阴谋害蒋先生呢?”我骇然。
“他要我参观俄国来广东的船，打算就在船上扣留我直送海参威．”蒋先生很肯定的判断。
“这样大的事，总该有人知道吧，我们都不知道。”
“自然你们不知道，他有俄国顾问和他的老婆便够了。”
这时我真再忍不住，我说： “这事真是太骇人听闻了．在广州当日，没有蒋先生、汪先生是不能统一东江和平定南路的。汪先生要杀蒋先生．他无异乎自杀。这事我不敢信，但今日蒋先生亲口对我说的，又不能不令我相信．蒋先生叫我在湖北办财政，又叫我到江西办政务，我答应蒋先生在湖北三个月，在江西三个月，此后我将天涯海角去找汪先生；假如汪先生要杀蒋先生的话，头一个反对汪精卫的便是我，假如没有的话，我劝蒋先生还是和汪先生合作。因党内的花样已经太多了，倘若再弄下去，前途真太悲观了，“我这时大概太激动了．声音露了凄怆，并且由激越而陡变为哽咽。
”唔，唔，这样也好，“蒋先生便结束了他的谈话．我觉得无可再说．也辞别下车，当夜便过汉阳。
那夜我在渡江的途上简直没有合过眼，知道国民党的前途伏着无限悲剧和惨剧。后来汪先生自海外回到汉口，第一天我便将此事面质问汪先生，汪先生愕然了半天．只能答：“公博，你信不信?”。
长江上游既已底定，武汉大可以安枕无忧，不知蒋先生还是因为高兴呢．还是再无暇兼顾后方了，把所有关于三月二十之变被扣的人员都释放出来了。除了吴铁城去了上海．谋杀的罪首李之龙，和告密的功魁欧阳格都于释放后到武汉了。李之龙是从前军校的学生，到武汉后就主持了黄埔学生所办的血花剧社，他有一天来见我，为要明了真相起见，我问了他许多话。
“到底三月二十之变是怎么一回事?”他从前是海军局的政治部主任，还是我的部属，我不客气的质询他。
“我一点也莫明其妙。”之龙在诉苦。
“你现在已脱离了共产党，也不必隐讳的瞒我，共产党不是命令你去攻黄埔军校吗?”我知道他在三月二十之变后，他向蒋先生发誓脱离共产党。
“实在没有这回事，陈主任，你知道，那天捉我的．还在我的床上拖我下来，而且中山舰也泊在省河，我要攻黄埔，哪还有工夫回家睡觉呢?”之龙在分辩。
“听说你所管的中山军舰十七十八两日曾至黄埔．是没有奉蒋先生命令的。”我重复提起当日我所闻。
“怎说没有命令?中山军舰十八日到黄埔，十九日又驶回省河，蒋公馆都来过电话的。”之龙以为电话可以当命令。
“那电话是蒋先生亲自打给你的吗?”我要证实之龙不能无过。
“那电话并非蒋先生亲自打给我，而是他公馆的秘书打绐我的．蒋先生一向都是这样指挥，这也是习惯，我向来都这样的遵守，没有出过岔子。”之龙提起蒋先生的指挥习惯．“唉，总是我倒霉罢了，我也不敢怨蒋先生，只怨命运不好，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牺牲者”。
李之龙的冤枉，我已明白了大半，一天我偶然到武汉卫戍司令部看陈真如，碰见了黄居素也到了汉口趁热闹．居素先生是真如左右一个纶巾羽扇的人物，他从前是和真如一起在南京欧阳竟无底下学过佛的．对于真如是半朋友、半幕僚的地位，恰恰象山中宰相的军师。北伐时候，他怕路上辛苦没有回来，武汉既下，他又趁热闹的至军门杖策，我和真如谈起李之龙诉苦的情况，居素只在旁边冷笑。
“你笑什么?”我很奇怪．
“我笑的是李之龙和欧阳格都是傻瓜．”居素仿佛有他的天机不可泄漏。
“李之龙傻瓜犹可说，欧阳格不是当日告密的吗?”我骇异了。
“你也傻了．我已见过欧阳格，我问他三月二十之变是不是他告密的?他答我的话才有趣，他并不知道什么原故，只是在三月十九夜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二十晨早占领中山舰。他也并不知道什么原故，末后不久把他囚起来。他也不知道什么原故，现在又放出来．叫他到汉口。”居素说了几个‘不知道什么原故。’还在冷笑，使得我们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“我傻?你也傻了，难道欧阳格干了这种事．要对你说真话？”我还不相信．
“你知道欧阳格是欧阳竟无的什么人?我和他的交情．什么话不说。而且我是反共的，他揭发共产党的阴谋，为什么要对我秘密?”居素证明欧阳格的无辜。
“欧阳格既然受了这种冤枉．为什么不声辩？”我已替欧阳格抱起不平。
“你真是傻了，天下冤枉的事多极了，受点冤枉有什么要紧．欧阳格目前虽然受些冤枉．后来难道没有好处么?”甲居素似乎揭出一些佛偈的真谛． 我想一想．也不禁笑起来，我真近乎傻了。
至到民国十七年我在上海办《革命评论》的时候，陈立夫先生有一次在上海市党部演说．大骂汪先生谋害蒋先生，并说那时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，很灰心，要辞职，要出亡，十九那天竟直检了行李，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，预备乘船走上海。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，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?汽车到了码头，蒋先生幡然下决心，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之变。
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，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便馆，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，翻译成英文发刊，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。里头对于三月二十之变以前的阴谋，一点也没有纪载，独至在三月二十之后，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，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。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三月二十的经过，说事变之前，一点也不知，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，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，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，也有同样的献议。
为了这事，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。第一，说明我在武汉时已面质过汪先生，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，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，汪虽至愚，也不至出此。第二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密件，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，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，至三月二十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．第三，我以为在汪蒋合作时期，立夫先生不应在市党部作这种挑拨离间，和混淆观听的演说，致党又发生破裂。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，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。
过了些日子，蒋先生为着别事由南京至上梅，约我和张向华至孔庸之公馆会谈。我问他接到我的信没有，并申述这是无稽之言。依我的观察，蒋先生可以代表革命军人，而汪先生可以代表革命青年，两个人如果能竭诚合作，总于中目前途有利。“陈立夫是小孩子，不懂事，我得责罚他。”蒋先生听完我陈述之后这样说。
后来有人从南京去上海．告诉我果然蒋先生为着此事曾大骂立夫先生一顿，然而三月二十之变，其真相就在于此吗? 直至民国十九年，我再碰见邹海滨先生，我才完全明白。
事实是这样，北平扩大会议算是随着晋军的军事失败。晋军既已占领的济南，被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军队夺去了，张汉卿以为此时不取，更待何时，徘徊半年多的态度也于那时转变，开兵入关．进占天津了。扩大会议经过怀仁堂一度会议，把会议的委员分作两批，一批是向外活动连夜往天津，一批是为着共患难的关系，于翌早附车柱石庄，这一批往山西的委员，除汪先生之外，邹海滨先生和我都在内。
天没有明，火车便从西车站开行，大概为避人耳目关系，或者为避飞机轰炸的缘故一一南京方面的飞机在占领德州之后，已来北平轰炸过一次一一所以赶着天没有亮时即出发。车才过了长辛店，北平有电话来，说车要等着．因为石友三的代表萧仙阁要赶来见汪先生报告机密。也不知谁接的电话， 似乎说张汉卿的入关是为帮着我们的，不是帮着蒋先生的．我对汪先生说：“不必等待了，萧先生我虽没有见过，但从各方面消息传来，他是一个混人，混人是不可靠或。”但汪先生以为虽然萧仙阁不可靠，但既已乘专车赶来，我们也须等他一下．这一等便等了几个钟头，萧先生来时，说张汉卿之入关，的确是帮助我们，我们不独不必走，且可立刻回到北平。张汉卿只是要天津，北平是不要的。
萧先生报告完毕，大家都笑了，这种笑不是高兴，而是表示不信任。萧先生走后，我们遂继续开车。在车上汪先生是自己住一个房间，邹先生和我合住一个房间，我为着邹先生年龄比我大，让下铺给他，因为下铺的上落，比较方便。在车上是没有事的，整日看书和睡觉，白天睡得太多，夜里反而没法合眼。电灯又那么暗，势难看书，我们便开始上天下地的聊天了。
我们不经意的闲谈，一谈便谈到三月二十之变，邹先生忽然很兴奋，说：“公博．你知道三月二十之变的原因吗？”我说我不知道，只把蒋先生在李家桥对我说的话复述一玫。邹先生太兴奋，不睡而在床上坐了起来，我也下了床在抽烟卷。
“那都不是，只是伍梯云玩的小把戏。”邹先生笑着继续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自从展堂出亡莫斯科之后，大家都感觉没有办法。怎样能拆散广州的局面．只有使共产党和蒋分家。我们在外边想办法，伍梯云也在广州里头想办法。有一天梯云请俄国领事食饭，跟着第二天便请介石的左右食饭，席间梯云不经意的说，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．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，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?这一句话，介石的左右自然报告介石了。
介石是最多疑的，但既不能找梯云去向，更不能找俄国领事去问，于是只好怀疑．怀疑到极点，以为共产党要干他．或者精卫要赶他。一次介石便向精卫刺探了，说他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，极端疲乏，想作短期的休息；但上海不好去，倒不如往莫斯科．一者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，二者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，精卫是一个老实人，在第一次刺探时苦苦留他．以为在军事时期他不好远去．禁不住第二次的刺探．介石说明在整军时期．他留粤与否无关重要，倒不如趁此时机，作短休息，可以恢复精神。他的言语态度当然像很虔诚，到底是书呆子的精卫终于答应了。 介石见精卫答应了，遂确信他的判断不差，他更提出第三步刺探，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，你知道璧君是一个好事之徒，听见有莫斯科可去，哪里有不答应之理。以为俄国那时还冷，于是办皮大衣呵，办行李呵，忙到不可开交。衣服制备之后．便天天催介石走。介石原来是无意去的，所谓到莫斯科完全是刺探的，现在璧君天天催他动身，于是遂确信精卫要赶他。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，并且请介石参观，听说当日介石要拉精卫同去，而精卫因已参观过，没有答应，于是介石更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候扣留他直送莫斯科出了。因此之故，介石遂决定反共反汪，这是三月二十之变的真相．其初只是梯云的小把戏，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，不料后来倒求一得二，不止反共，而且也赶了汪．这是当时大家所没有预料到的。”
我听见之后，倒冷了半截身子，既恍然大悟，又悲凉不堪．现在梯云先生经已作古，他周然是安安静静的长眠在他的寝宫，但为了他那几句话，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，寡了多少人的妻子。中国国民党分裂了至今不能真正复合，连带而拖累了无数善良的老百姓死伤流离．现在我执笔写这段经过，还是欲哭无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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